“真是对不起大哥了，我们马上走，能把那些还没用完的药让我们带回去吗？”我说。
“我跟王护士求求情吧。”他说。
我从杨忠仁办公室回到病房，扶着我母亲，提着一个网兜（兜里装着我的破瓷碗和半块窝窝头）走出病房。我母亲跟覃桂英说：
“大外甥女，再见了。”
覃桂英红着脸，嘴里呜噜了一句我没听清内容的话。
二十多年后，我在电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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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对不起大哥了，我们马上走，能把那些还没用完的药让我们带回去吗？”我说。
“我跟王护士求求情吧。”他说。
我从杨忠仁办公室回到病房，扶着我母亲，提着一个网兜（兜里装着我的破瓷碗和半块窝窝头）走出病房。我母亲跟覃桂英说：
“大外甥女，再见了。”
覃桂英红着脸，嘴里呜噜了一句我没听清内容的话。
二十多年后，我在电视上看到过那位男工作队员，此时他已是某市的副市长，正在某县的辣椒地里视察，准确地说，我是通过声音辨认出了他，因为他此时的堂堂威仪无法与那个病房寻欢的家伙建立联系。
昨天，我就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问题，专门咨询了一位当年担任过工作队员的老朋友，他说那些从农村抽调上来的农业户口的工作队员绝大多数都转成了吃国库粮的干部或者被推荐保送上了大学或中专，而且这批人中还出了几个高官（他报出了几个我熟悉的名字），然后他又说你们公社那位覃桂英本来是要提拔她担任共青团县委副书记的，但工作队收到了一封检举信，检举她在“文革”初期打死了一位女教师。县委派人下去进行了调查，尽管事实与那信上所说的有出入，但她剪老师的辫子，抽打老师的脸、辱骂老师都是事实，老师之死与她的侮辱有直接关系。尽管她那时只是个小孩子，但毕竟也是不光彩的历史，将这样的人提拔成干部显然不妥，于是，她就灰溜溜地回了家。起初她不明就里，还来县委闹过几次，后来县里干脆把这事对她挑明，她哭着为自己辩解，说自己那时是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县里领导就跟她说：如果你不是小孩子，就该进监狱了！一听这话，她就乖乖地走了。
四
母亲出院后四个多月，我就当兵离开了家乡。在部队我吃苦耐劳，勤学苦练，表现突出，引人注目，虽然学历偏低、年龄偏大，但最终还是被破格提拔成军官。我之所以能这样努力，与陪母亲住院时所受歧视与侮辱有直接关系。每当我在训练中劳动中学习时身感疲乏、遇到困难或障碍时，我就想起王寅之护士那张冷酷的脸，还有那男工作队员滔滔不绝的吹牛话语以及蔑视的眼神，当然也有覃桂英那种不想承认认识我们，但又不得不承认认识我们的暧昧眼神。当然我也忘不了那三个干巴裂纹的窝窝头与香喷喷的鸡汤和雪白的馒头的对比。我一直怀疑王寅之所说有公社领导的家属要来住院是句谎言，根本的原因是那男工作队员嫌我与母亲住在病房里，让他与覃桂英的麻扯之事不能尽兴。尽管他基本上做到了肆无忌惮，但事实上还是有所顾忌，所以他悄悄地跟王寅之递了话，那王寅之正愁巴结不上这位贵公子，编一个谎言驱逐我们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许多年之后我向退休在家的杨忠仁提起此事时，他说：
“兄弟，王寅之死了都快二十年了，还提这事干什么？”
我惊讶地问：
“王寅之死了？他那么年轻怎么会死了呢？”
“兄弟，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想想看，你在棉花加工厂时那些工友有多少人死了？”他一连数出了二十几个名字，说，“这些人，都年纪轻轻的就走了。所以，过去的事，能忘了的就尽量忘了，尤其是那些不愉快的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兄弟。”
“你说得太对了，但有些事是忘不了的，而忘不了的事之所以忘不了是因为它有被记住的价值，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是这个意思吧。”我说。
与杨忠仁见面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对那段往事的回忆中不能自拔。王寅之死了，棉花加工厂里那些与我年龄相仿的工友竟然死了二十多名，而且他们多是暴死，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人们谣传棉花加工厂建立在当年的一个老墓田上，而且棉花加工厂所有建筑包括围墙使用的都是坟砖。毗邻棉花加工厂的医院也是坟砖建成的，而医院的门窗所用木材竟是从坟墓里扒出来的棺材板子。这说法其实并不可靠，因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坟砖，更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棺材板子。我认真地回忆了当时的棉花加工厂、医院，包括附近的砖厂周围的情况，我觉得这么多中年人暴病而死很可能与饮水有关，那时没有自来水，地下水又因含氟量太高不能饮用，所以，这几家工厂和医院的饮用水都是从河中汲取。棉花收购加工旺季时，棉花加工厂有四百多人，为保证食堂用水和职工饮水，厂里特意安排了两个人专司挑水之职。我曾经当过两个月挑水员，磨破了一件新褂子，肩膀上也磨出了老茧。后来厂里书记看我干活卖力，不偷懒磨滑，便让我当了司磅员。司磅员活儿轻松工资又高，多少人求之不得，但我还是怀念挑水时的飘逸与潇洒。棉花加工厂与我一起挑水的那个小伙姓于名铮，是我的启蒙老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空军机械师，操胶东口音，写得一手好字。“文革”初期有墙必写毛主席语录，学校的老师拿着尺子，起上格子，写了涂涂了写，于铮的父亲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提笔就写，一字不脱一笔不苟，端庄稳重的颜体大字跃然墙上，观者无不钦佩。于铮的妈妈于老师从拼音字母开始教我，一直教我到二年级，我与于铮个头差不多高，模样也长得有几分相似，我们挑着两桶水从河堤上飞步而下时，有飘飘欲飞之感。凡事熟能生巧，挑水也不例外。刚开始我们挑水上下河堤时歪歪斜斜，满满两桶水从河中挑到厂里，一路颠簸泼洒，到厂里时只剩下大半桶。后来，于铮发明了用高粱秆做成的防溅器与“之”字形上下提法，使我们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当时，在砖厂挑水的是我那位只比我大半岁的表哥，他们厂人少距河近，所以他半天挑水就够一天之用，空余时间还得在伙房里洗菜烧火。医院里的挑水工是谷文雨，他因为心脏右位当兵不成，回村当了一年党支部副书记感到无趣，便想到公社找一个既能挣工分又能挣点儿零花钱的活儿干。但这样的位置，早已满员，如无后门，根本不行。谷文雨年纪又大，长相又凶悍，主要是无有后门可走，最终他因为右心位认识了医院的院长，便谋得了这个挑水的差事。医院每天需水量二十担，从医院到河堤距离五百米，二十个来回二十里，空载十里，满载十里。这点儿劳动量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很轻松的，每天一元三角钱，交生产队一半，自己剩十九元五角，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钱，所以这是个美差。谷文雨很懂事，他每月都会从这笔钱里拿出一部分，买烟买酒，打点医院的领导和村里的书记。我们四个挑水人，有时候坐在河堤上小憩，抽一支烟，身后是蛟河的汩汩清流，面前是工厂、医院、公社党委机关的灰色建筑以及建筑墙壁上的红色大字。于铮道：
“造红漆的真发了财了。”
谷文雨感慨道：
“比前几年‘文革’刚起时用量少多了，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墙上，不管是砖墙还是泥巴墙，都刷上了红漆。不仅墙上刷红漆，还有红旗、红袖标，睁眼是红，闭眼也是红，多喜庆，多热闹，天天过节，月月过年……那时候真令人怀念啊……”
“老谷，按说你也算是咱们公社最早的红卫兵，革命元老，您第一个带头砸了娘娘庙，第一个给校长戴上高帽子，脖子上拴上绳子，牵着他游街，像牵着一条狗，煞了他的嚣张气焰。你又是第一个，带领我们去青岛串联，让我们不花钱坐了火车，见了楼房。你牵头成立了牛虻造反小队，出版了油印的《牛虻小报》。你们那些一起挑头造反的都安排了好事，有的上了大学，有的招了工，最不济的如覃桂英也安排当了学大寨工作队员，转成干部也是早天晚天的事，只有你，委屈在这里与我们一起挑水。”我表哥道。
谷文雨长叹一声，道：
“虎落平阳遭犬欺，落水凤凰不如鸡，这挑水的差事能让我多干几年就磕头不歇息了。”
“老谷，你是‘勉从虎穴暂栖身’，将来一有时机必将飞黄腾达，平步青云！”我说。
谷文雨瞪着眼说：
“想不到你小学没毕业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我们这初中高中都是白上了。”
我忙说：
“哪里哪里，我就是看了几本闲书，鹦鹉学舌罢了。”
谷文雨道：
“你竟然还能使用‘鹦鹉学舌’这种复杂成语，我真是小瞧你了！”
“我们都好好混，将来谁要当了大官，就回来在这个地方修个亭子，纪念我们这段青春岁月。”于铮道。
“好，但亭子该有个名字啊。”我说。
“就叫‘挑水亭’。”表哥说。
“太土了，那还不如叫‘看河亭’呢。”于铮道。
“可以叫‘磨肩亭’，我这可不是随便起的，是从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段话里化来的。”我说。
“光磨肩吗？脚也磨啊。”表哥道。
“你这是抬杠嘛，老谷你学历最高，年龄最大，还当过支部副书记，你说该叫什么名？”我说。
“如果有一天，革命由低谷转为高潮，我不会像从前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我能成就我的宏图大业，我会在这里修一座八角亭，用松木做柱子，用琉璃做瓦，我要将这座亭子命名为‘四英亭’，”谷文雨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把几乎烧到嘴唇的烟头吐到河堤下，指点着我们三人，然后又指了指自己，说，“我们四个人，四个英雄，‘四英亭’！”
于铮鼓着掌说：
“好，好一个‘四英亭’！”
我表哥道：
“你还不如干脆直接叫‘思英亭’得了。”
谷文雨直着眼说：
“什么‘思英亭’？‘四英亭’！”
“你这是玩花活儿，你的本意就是‘思英亭’，思念覃桂英的亭。”我表哥说。
“纯属放屁！我思念她干什么？有多少美女我不去思念，我去思念她？六趾儿！”谷文雨道。
“你也别嘴硬了，你跟覃桂英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你们俩小学时就建立了革命友谊，上初中时就勾勾搭搭，到了高中，那简直就是不加掩饰，就差钻高粱地了。”于铮道。
谷文雨涨红了脸，说道：
“坦白地说……这个贱人见我回了农村就不理我了，听说攀上高枝了。呸，她总有一天会后悔的，到时她跪在我马前，我也会泼一桶水让她收起来。”
我们一齐说：
“对，谷大哥，我们都要奋斗努力，勤奋学习，等待时机。一旦成功，马前泼水！”
几年后，“文革”结束，高考恢复，于铮考入医学院，毕业后到市精神病院当了医生。我表哥却在三十岁那年毫无征兆地一头栽倒，七窍流血而死，他死的症状跟我棉花加工厂的工友们很是相似。后来我分析原因就在河水上。我当兵走后，河的上游建了一家化工厂，生产一种剧毒染料，生产时产生的污水全部排入河中，污染了河水。上级部门经过调查研究，确认了怪病是该企业导致，即坚决关闭了该厂，并将有关负责人绳之以法。我跟于铮在化工厂建设之前即离乡远走，故躲过了这一劫。谷文雨也在该化工厂开工之前被医院解雇，因之也安然无恙。
真是可惜了，我心地善良、一表人才的表哥。
五
1995年秋，于铮到北京进修，住处离我家甚近，每逢周末，我们便相聚喝酒聊天。他虽是医生，但醉心文学，一直不安于位，想辞职写小说。我说：
“师弟，你别来抢我的饭碗，把你那些素材讲给我听，我写出小说来，稿费分你一半。”
“你需要什么素材？”他说。
“随便你讲。”我说。
他说，当初，谷文雨向覃桂英求爱遭拒绝，但后来她却嫁给了他，你知道原因何在吗？我说，当初，覃桂英满以为自己能转成国家干部或是被推荐上大学，但后来却被下放回家成了农民，女农民嫁男农民，这不顺理成章吗？
于铮道，非也。覃桂英回村后，谷文雨又来求婚，但覃桂英还是不答应。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这要从在两县交界处李圣洁老师坟墓前那棵杏树说起。那是一片无主荒地，只有李老师一座孤坟，坟前那棵杏树，十几年后长得枝繁叶茂，每到开花季节，一树繁花，引得蜂飞蝶舞，成为一处景观。有人在墓前立了一块石碑，碑的正面刻着“人民教师李圣洁之墓”，九个隶体大字，碑阴刻着李老师生平事迹。有人传说李老师已经成了神，能保佑学生考出佳绩，于是她坟前香火旺盛，尤其是中考高考之前，前来烧香拜祝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这是后话，先说前言。于铮道，谷文雨是三县屯人，覃桂英是覃家庄人，两村相距三里远，鸡犬之声相闻。说李老师墓前那棵杏树春天繁花如缀，秋后硕果累累，但那杏子又酸又涩，难以入口。熟后无人去摘，坠落于地，腐烂成泥，弥散着一股酒糟气味。后来，谷文雨村子里一个妇女谷玉珍，闻酒香灵机一动，每年杏熟后即采杏回家，杏肉用来酿酒，杏核砸开取仁卖给药店，一举两得，众人皆夸这谷玉珍是三县屯第一聪明人。但有一天，这聪明人突然神经错乱，又说又唱。她又说又唱地向覃家庄行进，身后跟着一群看热闹的三县屯的孩子，到了覃家庄后，又吸引来一群覃家庄的孩子，还有一些妇女。她径直地走到覃桂英的家，这是覃桂英从学大寨工作队被下放回家后几个月的时候。谷玉珍声音尖厉地哭着骂着，她的骂是唱出来的……覃桂英啊……你这个丧尽天良的小六趾……我爸爸亲自为你做手术……我妈妈为你垫上医疗费……我亲自陪床为你梳头穿衣……还喂你吃了阳梨罐头……你竟然剪我辫子打我脸……逼我跳井你如凶神……我蒙冤屈死十年整……今日报仇雪恨我让你鬼缠身……小孩子不知往事跟着起哄，大人们知道往事胆战心惊。那时覃老九已经得了脑血栓多年，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他躺在炕上挥舞着那条能动的左臂，嘴里含混不清地吆喝着：枪……枪……覃桂英的娘跪在院子里磕头作揖，嘴里叨叨着：他姑啊……仙姑……开恩吧……孩子小……不懂事……冒犯了仙姑……仙姑高抬贵手啊……覃桂英躲在屋里，关着房门，不敢露面。那谷玉珍在院子里狂舞疯唱，长发披散，脱下衣服挥舞着，仿佛挥舞着辫子，局面混乱，不可收拾，村里人唯恐不乱，起哄叫好，那谷玉珍愈发疯狂。此时就听得院外大吼一声：打倒资产阶级臭小姐李圣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就见一个威武的大汉，上身穿一件草绿色的褂子，头戴一顶草绿色的帽子，腰系一条牛皮腰带，高挽着双袖，臂弯上戴一个红袖标，宛若天兵下凡。此乃何人？当年的红卫兵小将谷文雨也！谷文雨口号一喊，那谷玉珍如同受了电击，浑身颤抖起来。谷文雨雄赳赳上前，抡圆了胳膊，一巴掌，响亮地抽到了谷玉珍脸上。那谷玉珍往后便倒，口吐白沫昏死过去。俄顷，谷玉珍醒来，如梦中醒来一般，问周围的人：我这是在哪儿？旁人道：你在覃家庄覃桂英家。她疑惑地问：我怎么会在这儿？谁把我弄到这里？后来，谷玉珍又来闹过几次，每次都是谷文雨前来降服。覃桂英为什么嫁给谷文雨，于铮道，现在你明白了吧？
原来如此，我说，会不会是谷文雨导演的一场戏呢？
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于铮说，反正结果就是谷文雨娶回了覃桂英，而结婚第二年覃桂英就为谷文雨生了一个女儿，为了逃避计划生育，他们跑到了中俄边境一个荒凉的山村，在那里开荒种地。去年，他们带着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回到了故乡。这时，人民公社早已解了体，他们因为错过了分配责任田的机会，村子里的公留地也就是叫行地，也都被村干部们瓜分完毕，所以，他们一家五口就成了无地的农民。为此，他们两口子在村里闹，到乡上闹，去县里上访。最终县里给出的解决方法是：补齐三个孩子计划生育罚款六万元，落下户口，然后分配口粮田。1994年的六万元，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是一笔根本无法筹措的巨款。那时我刚由精神病院调回县医院干部保健科工作，那天受院长派遣去县政府为一个副县长送药，在县政府大门口，看到了谷文雨一家六口。当时正是中午下班时间，许多人围成圆圈，一个男人在圈里悲悲惨惨地哭唱，类似我们听到过的沿街卖唱乞讨的盲人。我生性好奇，又心存着文学的梦想，处处注意积累素材，便挤进人群，定睛一看，老天，原来是谷文雨一家。十几年不见，说实话我一时没认出他们。谷文雨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街上的人都穿着衬衣，女人都穿起了裙子，他穿着油渍黏腻的破大衣，头上还戴着一顶破棉帽，看上去就热得慌。覃桂英穿着一件分不清颜色的羽绒服，头上围一条紫围巾，腰里扎着一根宽布条子，背后布兜里兜着一个孩子。在他们面前，依次排列着三个女孩，大的十几岁，一头乱发，目光呆滞，显然有智力上的障碍，老二和老三看上去很机灵。三个女孩脖子上都插着一根谷草。天哪，这是卖孩子的标志啊，这简直是给社会主义丢脸啊，幸亏小县城里没有外国人的踪影，要是在北京，被外国人拍了照去，发到西方的报纸上，岂不是中国的奇耻大辱？他们悄悄地卖孩子也就罢了，他们还大声唱，唱悲凉的腔调，苦难深重的词儿。谷文雨的嗓子想不到那样好，悲壮苍凉，闻之令人动容：好心的大爷叔叔们，大娘大婶子们，大兄弟大姐妹们……看看我这一家可怜的人……我们流落边关十几年……回乡竟成了多余的人……房屋倒塌院生草……责任田无我们一厘一分……欲想分到口粮地先交罚款六万金……走投无路把儿卖……好心的人啊……可怜可怜这几个快要饿死的孩儿……谷文雨唱到节点上，覃桂英便凄惨地长嚎一声：好心人啊，买了这几个孩子去吧，一万一个不嫌多，一百一个不嫌少，买了去吧，救救这几个孩子吧……与此同时，那两个小女儿大声哭起来，大女儿看看父母和妹妹以及周围的人，害怕地钻到谷文雨的破大衣里。围观的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有人摸出钱，放到他们面前的一个破瓷碗里。我心里十分难过，于铮说，毕竟是同学，又有过共同挑水的生活，早就听说他们过得很惨，但没想到这样惨。我想，于铮说，命运真的是存在的，退回去十几年，谁能想到他们俩能成为这个样子？如果谷文雨不是右心位，如果不是县武装部政委说了那样一句话，谷文雨也许早就成了军队的干部，肩上将星闪烁也是可能的。而覃桂英如果不是有人告状，很可能也成了高级干部，听说他们学大寨工作队的队友们，有一位已经当了市委书记。市政府大门口的信访办公室里很快跑出了几个人，连拉带拖地把他们一家拽进了屋里，几辆警车也鸣笛开来，驱散了围观的群众。
后来，于铮说，他们分到了口粮地，孩子的户口也落下了，那六万罚款也不了了之，我听市政府的王秘书说，如果不给他们解决，他们就要去天安门广场卖孩子。你这两个同学真是太厉害了，王秘书说，别说是去天安门广场，就是去济南泉城广场，省里追查下来，县里头头们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六
表哥的儿子要去新疆就职，来京体检，顺便来家看我。他就是我那位在砖厂当过挑水工、曾经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煮了一碗鸡蛋面给我母亲吃、让我终生难忘的表哥的儿子。他在我们东北乡当了四年乡长又当了四年书记，一直提不起来。县里找他谈话，如要提职，请到边疆。他说，只要让我离开东北乡，天南海北都无妨。我问他为什么对东北乡这么反感。他说：表叔，东北乡自然是好地方，东北乡的人民，大多数也是淳朴善良的，但确实有那么十几位刁民泼妇，实在是难斗难缠。这十几个刁民泼妇的领头人，表叔，就是您那两个好同学覃桂英和谷文雨。谷文雨近年来得了精神病，已经掀不起大风浪了，但那个覃桂英，借助网络，兴风作浪，诡计多端，老奸巨猾。我在东北乡工作这八年，起码有一半的精力浪费在她身上。这两年她对网络上的种种猫腻越来越精通，一不小心，就会跳进她给你挖好的坑里。我如果不赶快走，在这里再干两年，非被她祸害了不可。
咱们跟她，也算是沾亲带故啊，我说，她怎么能这样？
表叔您有所不知，我刚到东北乡当乡长时，她闯到我办公室来找我，进门就跟我套近乎，说她是您的亲表妹，刚开始我信以为真，回家问问老人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但毕竟也算瓜蔓子亲戚吧。她后来隔三岔五就来找我，有时提着一筐子杏，有时提着两只鸡，有一次还用扁担前头挑着一条金翅大鲤鱼，后头挑着一只黄盖大鳖。进了院就咋呼：连年有余，独占鳌头！机关里的人都围着她看热闹。我实在是烦她，影响太坏，就对她说：表姑，您不要这样，您这样就把老侄我这个差事给废了，您说吧，有什么事要我办。她说：老侄，你老姑夫1970年就入了党，还在村里当过党支部副书记，后来我们去黑龙江，那也是没法子的事。你老姑父的党员，乡上和村里都不承认了，我希望你能主持公道，恢复你老姑父的党籍，他是个有大本事的人。恢复了他的党籍，你就安排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只要你老姑父上了任，不出三年，他保证能把三县屯村建设成先进村。我说：表姑，这事我说了也不算，但我可以了解一下，如果不违反组织原则，我一定帮忙，如果违反组织原则，那我也不敢违规办事，这点还请老姑谅解。
后来我去调查了一下，谷文雨在“文革”后期确实被突击发展入党，也确实回村当过一段支部副书记，但后来他们为逃避计划生育跑到黑龙江十几年，从没参加过组织生活，更没缴纳过党费，党籍自然也就取消了，如果他在村子里威信很高，确有能力，重新考察发展他入党也不是不可能，但他们两口子在村里名声太臭了。他们在村子中央办了一个废旧塑料收购点，那些破塑料带子、破塑料盆子等等堆积如山，一到夏天臭气熏天、污水横流、苍蝇成群，这还罢了，群众意见最大的是他们建了两个炉子，熔化废旧塑料，再浇铸成塑料块儿，这两个炉子里熔化着塑料，炉底燃烧着塑料，黑烟滚滚，怪味冲天。村子里的人家都不敢在院子里晾晒衣物，离他家近的住户受害尤深，村子里屡次出面禁止，都被他们两口子给骂走了，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重新入党？即便是党员也该开除了他。我把这道理讲给覃桂英听，并希望她立即关闭塑料熔铸炉，否则，县里环保部门就要来强行拆除并处以巨额罚款。她竟然说：老侄，你混到这份上也不容易，你父亲生前我也认识，他与你老姑父也一起挑过水，你老姑父不能重新入党那就算了，但我呢？我可不可以入党？如果你们发展我入党并让我担任支部书记，我保证立即拆炉子并停止收购废旧塑料，我还会捐出一笔钱修村子里的路，你看这事怎么样？我说：老姑，您早年也是在外边干过工作的人，您知道，入党是件严肃的事，别说老侄只是个小乡长，老侄即便是县长、省长也得按照组织程序来。她说：程序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姑当年在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时就写过入党申请书，工作队长代表组织跟我谈过好几次话，如果不是坏人捣乱写诬告信，老姑也许早就当上市委书记了。我说：老姑，历史上的事情，我年轻，不了解，但眼下您有这种愿望自然是好的，您可以先把想法跟村子里的支部书记谈谈，您也可以写入党申请书，但是，老姑，最重要的，您必须先把塑料熔炉拆了，否则别说入党没门，进监狱都有可能，如果你们的邻居有个三长两短……
她可能怕进监狱，也可能是以为拆了炉子就可能入党，于是她回去就把炉子拆了，还拿钱买了几百棵树苗子，栽在村后的河堤上。但她的入党申请，遭到了村里党员的一致反对，人们还把她当年侮辱打骂李老师导致李老师投井自尽的旧事揭了出来，村里党员们说，如果她入党，我们就退党。这事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跟我谈过，我听后唯有叹息。我叹息这个女人的心智怎么能如此迷乱，她的智商很高，她的知识面很广，但她为什么连一点儿自知之明都没有呢？我想，真正可怕的坏人还不是那些知道自己坏的人，而是那些不知道自己坏反而认为自己很正确很好的人。那些知道自己坏的坏人的心里还存在着良知，所以还知道自己的坏，而那些不知道自己坏的坏人，心里只有自以为是，他永远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他永远都认为别人欠他的，他永远都在恨别人、骂别人。表叔，您这位同学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不但我怕，我估计连老天爷都怕。
她拆了炉子，花钱买了树，但没入上党，从此就成了一个意见领袖。她认为我骗了她，从此我也成了她的仇人。她甚至要把那些栽到河堤上的树拔出来，村子里的干部理直气壮地制止了她，她说树是老娘栽的，老娘想拔就拔，村里干部说你捐赠这些树苗，村子里给你发了奖状，广播里对你进行了表扬，村民们栽树也付出了劳动，因此这些树已经是村里的公产，你如果敢拔就是破坏公产，这可把她气坏了，这件事也成了她多年上访的理由。她一上访，乡上就得派人去领，就得挨上级的训，后来我当了书记之后，就跟乡长商量了一下，把那些树苗以高于市价百分之五十的价格给了她一笔钱，并与她签了一个永不为此事上访的协议。签了协议后，她老实了一段，但很快又跟我们捣起乱来。
汪家屋子村有一个“文革”期间跑到东北的男子姓乔名智，前几年带着一个痴呆女子与三个孩子回了乡，他这情况与谷文雨当年带着覃桂英与四个孩子回来有点儿相似，村里给乔智调剂了一块口粮地，还帮他维修了破屋安了家，但在为其办理低保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因之拖了下来。这时，覃桂英出谋划策，领着这一家五口去县政府大门前插草卖孩子，老戏重演。但时代发生了变化。当年，他们去县政府卖孩子时没有手机，现在可不一样了，人手一机，既能照相又能录像，而且点指之间便可网上传播至万里之外。他们一出现在县政府门前，就被门口的警卫发现，立刻就有十几个保安出来把乔智一家五口请到院内，一直站在旁边录像的覃桂英的手机也被保安夺下。县里问明情况，书记亲自打电话，把我叫去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我知道辩解没用，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只能检讨。书记警告我：如果东北乡再发生这样的事，你自己辞职就行了。我们回去就为乔智家解决了低保问题。为了防止有人效仿——因为覃桂英利用网络宣传她的能力和功劳，并扬言要为乡里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出谋划策，她的外号“高参”就是那时得的——我们索性让每个村庄把此类问题通通解决，应该解决的必须立即解决，可解决可不解决的也尽量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覃桂英这样一个“高参”的存在，逼着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努力地工作，但从内心深处，我们对这个女人充满了反感。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收拾她的机会。
表叔，说实话，自从你出名之后，给我们乡带来了一些积极的效应，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麻烦，尤其是你们那个村，村民们都以为这个村里的土地与房产必将升值，而且有政府将要高价收购各家房屋建一个“文革”时期的红色村庄吸引旅游者的谣言，于是，人们开始私下买卖房前宅后土地，也有的人在自家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搭建临时建筑，期望着政府收购时讨要高价。这些土地本来就是村子里的公产，在公共土地上私自搭建更是错上加错。但一人带头，群起效尤，村里管不住，报到乡里来，乡里便派遣由乡长、派出所所长、土地管理所所长等人组成的工作组到村里开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调查各家情况，让这些搭建了违章临建的人家有在党政机关工作或在部队当兵、或在学校教书的儿女亲友一起回来做工作，最后连学生也发动了。我们发现小学生最管用，当这些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家长提出批评后，尤其是得知，如顽固坚持错误会影响到孩子们的前途时，便纷纷地打消了讹政府一笔钱的念头，拆掉了临建。只有一个邪头侯百利，充当“钉子户”，软硬不吃，顽抗不拆。后来，我们得知，他之所以不配合，是因为覃桂英在背后出谋划策。我们请示了县有关部门，确凿了各种证据，在不违法理公理和各项政策的前提下，带着公安派出所的人，法院的人，建设局的人，城管局的人，开进村庄，围住侯百利的家，再次动员他自己动手拆除违建，否则即依法强行拆除。侯百利又骂又跳，手持一把长柄大斧胡抡。在这种情况下，几位警察上前搂住他，夺出了斧头，然后把他拖到一边控制住，负责拆除的工人一拥而上，十几分钟的工夫便把这几间违建推倒在地。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覃桂英手持手机远远地拍照、录像。办公室的秘书悄悄地问我，要不要把她的手机没收，我说不用，我们光明正大依法办事，欢迎她录像监督，秘书说就怕她胡乱剪辑，我指了指我们扛着摄像机的人说，我们有全程录像，怕什么？
但我还是低估了覃桂英，第二天网上便流传开一段视频，题目就是“暴力拆迁，头破血流”。表叔，把您还牵扯上了，说您的家乡政府暴力拆迁农民房屋，农民不服，就被打得头破血流。视频中有工人拆房的画面，有拆后一片狼藉的画面，然后就是额头破裂血流满面的侯百利面对着镜头哭诉。那些煽动仇恨与博取同情的词儿，一听就是覃桂英教的。县网络办立即打电话询问，有关领导也来问，我说：完全是伪造的，我们有全程录像为证。
我们没伤到侯百利一根毫毛，可他那额上伤口与满脸血污是哪里来的？正在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时，你们村党支部书记夏顺生来了。这家伙是个复员兵，鬼点子多，人也算正派，说实话现在选个村党支部书记比选个市长还难。老老实实一本正经是当不了村官的，这话拿不到桌面上去，但却是到了家的实话。夏顺生一见我，就说：书记，请我喝茅台吧。我说：你把村子治理成这鬼样子，我请你喝茅台？请你喝猫尿！夏顺生嬉皮笑脸地说：书记，我发一段视频给你，看值不值两瓶茅台？我点开他转过来的视频，大喜过望。视频中，覃桂英骂侯百利笨蛋，胆子不够大，反抗不激烈。侯百利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还要怎么反抗？难道我还要真用斧头砍人？我要真砍死个人，谁替我去吃枪子儿？你去？覃桂英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你说吧，想不想讹他们一笔钱？侯百利道：爹亲娘亲不如钱亲，想啊，怎么讹？这时，覃桂英弯腰摸起一块砖头，猛地拍到了侯百利脑门上，只听得呱叽一声腻响，侯百利惨叫一声，捂着脸蹲下，鲜血从他的指缝里流出来——这是前天晚上发生在侯百利家房子后边那几间被拆毁的违法临建废墟上的事——侯百利大骂：老覃，你这个臭娘们，你要拍死我啊？！覃桂英道：拿开手，让我录像。侯百利哭咧咧地说：你他娘的下手太狠了，把我打成脑震荡了。你早说啊，我杀个鸡弄点儿鸡血抹到脸上就行了。覃桂英道：老弟，还是那句话，“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马上剪辑成一段视频发到网上，然后你就到北京去上访，马上就要开“两会”了，你弄块绷带缠头上，我给你写块黄榜你揣到怀里，到了北京你去找我的联系人，然后你就开口要个价，让我的联系人与乡里联系，他们要不乖乖地拿钱，你就扬言要到天安门广场去自焚！我心里想，覃桂英，你实在是太恶毒了，但这次，你无法得逞了，铁证如山握在我手里。谢谢，我说，夏顺生，兔崽子，真有你的。我欠你两瓶茅台，还欠你两条好烟。告诉我这视频怎么搞到的？夏顺生道：书记，你难道忘了？我们村子里的公共摄像头几乎全覆盖，除了摄不到老百姓炕头上的事和院子里的事，其他的一览无余，这是公开的，村子里人人知晓。覃桂英一直在玩网络，她竟然忘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立即去县里向领导汇报，建议公安局根据法律把这两个人拘起来，省得他们窜到北京去给地方也给国家添乱。表叔，你可不知道，为拦截一个在“两会”期间进京上访者，我们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一人牵动百人心”，何止牵动百人心？像覃桂英这样的“高参”，每年都跟我们斗智斗勇，我们被她调动得团团转。这一次她与侯百利演“苦肉计”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公安机关以“编造虚假信息在网络传播、扰乱公共秩序”等罪名拘留了他们，最后法院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判处他们拘役三个月。最倒霉的是侯百利，白挨了一砖头，一分钱没讹到，还出了三个月苦力，多了一次犯罪前科。
这是前年发生的事。从看守所回来后，我专门与覃桂英谈了一次话。我说：大表姑您也六十多岁的人了，孩子也都成家立了业，您陪着姑父在家过太平日子多好，您这样与政府作对，折腾得我们有节不能过有假不能休，您于心何忍？她说：老侄，你忘了毛主席的教导了吗？他老人家教导我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怀才不遇，蹉跎半生。与天斗，我斗不过；与地斗，我斗不赢；与人斗，我得心应手，其乐无穷。这就是我的晚年生活，老年之福，全在于此。
我说，大表姑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是在特定历史时期讲的，有特定的含义，现在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举国上下，万众一心要建设和谐社会，您还是满脑袋斗斗斗，有点儿太不合时宜了啊。希望老姑能吸取教训，不要跟政府作对，你不犯法，政府拿你没办法，但你要犯了法……这次是拘役，下次很可能就是徒刑。她瞪着眼说：老侄子，别给我上普法课，老姑闯荡江湖五十年，知道火比灰热，这次是老姑一时疏忽，忘了头上的摄像头。你难道没听说过庖丁解牛的故事？这个社会，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有宽阔的缝隙，老姑在这缝隙里岂止是游刃有余？我是游泳都有余！
表叔，你这位老同学的口才实在是太好了，脑袋瓜子实在是太好使了。我有时候想，这样的人，其实是能干大事的人，可惜当年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没把她转成干部，如果那时把她转成干部，现在，很可能是位主政一方的干才。
尽管我与她谈话时经常被她驳得哑口无言，但我最终还是制服了她。用什么办法？以毒攻毒。我把苦恼对夏顺生说了，夏说，书记，这事我来安排。夏顺生请侯百利喝了一次酒，带他去医院开了一个脑震荡的证明，然后又答应把翻修村委会二层楼的活包给了他儿子的建筑队。对侯百利的要求是，每天去覃桂英家要医药费，提着一台老式录音机去。为什么要带着录音机去？因为她的丈夫谷文雨前几年得了一种怪病，一听到激烈亢奋的音乐便会发疯。他疯起来破坏性极强，见人咬人，见狗咬狗，力气大得不可思议，要三五个身强力壮的青年才能把他制服。后来在你的师弟于铮的精心治疗下，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但如果突然大音量地放出激烈的音乐很可能还会使他发病。
在夏顺生的指导下，侯百利狮子大开口，要覃桂英赔偿他十万元，覃桂英说，侯老四，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是不是穷疯了？到这儿来讹老娘？你忘了老娘是干什么的？老娘一天到晚想讹人还找不着个主呢！侯百利和覃桂英吵闹时，谷文雨闷着头在院子里剥玉米。他满头白发，面孔乌紫，双眼浑浊，下巴上长着一撮稀疏的白胡子，真的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头了。侯百利说：老覃，你就说个痛快话，给不给？覃桂英搬起一个蒜臼子对着侯百利投过来，侯百利一闪，蒜臼子沉重地落下，把水泥地面砸了一个坑。你不给钱，还行凶打人，侯百利说，覃桂英，老子今天跟你拼了。说着，他按响了录音机。录音机突然放出了当年样板戏里一段激烈快速、令人血热的音乐。他伴着音乐的节奏，在谷文雨面前手舞足蹈。谷文雨嗷嚎一声，双眼突然放出绿色的光芒，看去犹如黑暗中的狼眼。他猛地跳了起来，先是随着音乐笨拙地蹦跳，接着便抓起玉米棒子胡抛乱掷。覃桂英上前拦他，被他一拳捅倒在地，接着他抓起地上的蒜臼子猛地掷到院子里的水缸中，砰的一声巨响，水缸破裂，缸中水奔流而出。接着他又抄起一把铁锹，像挥舞马鞭一样抡起来，有好几次，那锋利的锹尖贴着覃桂英的脑袋抡过去。覃桂英大叫着：侯四侯四，我答应你，快把录音机关了啊！但这时录音机已被谷文雨抢到手里。他一手提着录音机，一手拖着铁锹在院子里转圈。侯百利扑上去夺过录音机，按了停止键。音乐一停，谷文雨就像停了电的机器人一样，一下子僵住了。他眼中的光芒渐渐熄灭，身体渐渐萎缩，然后口吐白沫，一头栽倒在地上……此时，夏顺生带着人走进来，关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覃桂英哭着说：书记，没法活了，侯四把俺欺负死了……夏顺生怒斥侯百利：怎么回事？侯百利道：书记，你来评评理，覃桂英撺掇着我跟政府作对，说是能讹一大笔钱，她没经我同意，一砖头开了我的瓢，从此我头痛头晕，耳朵里嗡嗡响，夜里睡不着觉，这还不算，还被捉了去判了三个月拘役，您给评评理，我该不该向她索赔？夏顺生道：你们俩这事，先前是狼狈为奸，现在是反目成仇，丑事拿不到桌面上。但覃桂英，你这两年也太猖狂了，自古以来都是当官的欺负老百姓，现在是你是老百姓欺负当官的。当官的欺负老百姓不对，老百姓欺负当官的也不对。覃桂英，看你是个妇道人家，乡上高书记又念你跟他家沾亲带故，才没对你下狠手，否则早就收拾你了。还有你，侯四，你违章占地盖房，居心不良，挨一砖也是活该，但覃桂英没跟你商量就拍你一砖是她不对，让他赔你点儿钱也是应该的，但你开口就要十万，这不是讹人吗？就你个鸡巴头还能值十万元钱？给你一千块钱，买两瓶酒浇浇就好了。侯百利道：书记，我这是个头，不是个尿壶，一千块钱就想把我打发了？没门，最少一万。如若不给，我天天来放样板戏。夏顺生瞪眼道：你敢！转身他对覃桂英说：大婶子，这样吧，你出一千块，我出一千块，两千块，给侯四养伤。侯四你今后不许再来逗惹谷大爷。你如果再敢来我就让派出所来抓你。大婶，你看怎么样？覃桂英说：还能怎么样？就这样吧。夏顺生说：那好，你们俩跟我立刻去村委，各签一份保证书。覃桂英说：我要照顾老头子，我不去。夏顺生对村文书说：你把谷大爷弄到炕上，打电话把医生叫来，给谷大爷开点儿药，开发票，我想法报销。覃桂英说：那我也不去。夏顺生说：好，那我就不管了，侯百利每天来放音乐我也不管了。你们就斗下去吧……
最终，覃桂英签了保证书，有一条内容就是：永不上访。表叔，你看夏顺生这个村官多有本事？当然，他这些事都不能当正面成绩表彰，但对付覃桂英这样的人，的确没有更好的法子了。
表叔，我提醒你，一定要对覃桂英保持警惕！最近，她把精力转移到网络上去了，我暂时还不知道她想干什么，但我知道她不会干好事。
七
加了她两个微信号后，头三天，一点儿动静没有，三天之后，她便开始用她的“高参”与“猪大自肥”不断地给我发微信。“高参”所发多半是她的生活照片，譬如她包的包子，她摘的黄瓜，她用黄瓜拌的油条，她蒸的馒头，甚至还有显然是使用了美颜瘦脸功能的自拍照。对这些信息，我基本不回，实在不好意思了就发一个龇牙咧嘴的表情。“猪大自肥”基本上是语音，偶尔有文字，她给我的语音，每次都是十几条：
“表哥，我终于揪住了你的尾巴，你插翅也跑不了了。别紧张，表哥，我害谁也不会害你。你是咱那班同学的骄傲，我必须保护你，我也有能力保护你。”
“你获奖后，很多人去找你，谷文雨也想去找你，被我拦住了。我说咱不能去给他添乱，咱要在背后默默地帮他。表哥，你太老实了，你身后缺一个‘高参’。”
“我看到‘公知’骂你‘奴才’，‘极左’骂你‘汉奸’，你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受气。这两伙人其实是一伙的，他们都是嫉妒你。我那个急啊！恨不得赤膊上阵帮你去打架，但后来我明白了，在这个时代里，必须利用网络，这个道理我前几天对你说过，千言万语一句话，得网络者得天下。”
“表哥你要信任我，我说过，我有五部手机，有两个公众号，这就是我的武器和阵地。我还有数百个铁杆水军，只要给他们一点儿甜头，让他们咬谁他们就咬谁，让他们捧谁他们就捧谁，生活中，一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但网络上，一百个人便可掀起滔天巨浪。”
“表哥，打死人要偿命，打残人要坐牢，打伤人要赔钱，骂人也要负法律责任，但在网络上，哪句狠就说哪句，哪句脏就说哪句，在网络上不能讲仁义道德，越无耻越狠毒越好！网络真他娘的好啊！”
“利用网络报仇雪恨，这是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那就要成大V，吸粉丝，卖私货，赚大钱。”
“表哥，听说你得奖后才赚了几千万？你太笨了，如果我帮你经营，一年我可以让你赚一个亿。你不用担心我会向你借钱，放心，我生财有道。前几年我赚钱赚得很低级，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惭愧。去年我申请了两个公众号，一个叫‘红唇’，一个叫‘绿嘴’，我雇了几个小年轻帮我经营，现在粉丝都已过三万，我准备今年想几个高招，大举引流，争取年底让每个号的粉丝过十万，有了十万的关注量就不愁招不来广告卖不了货。”
“表哥，你的书，我的公众号可以帮你卖，卖一本书我提成五毛钱，卖一万本书我提成五千块，当然你赚得更多。”
“表哥，我还有奇货可卖，卖大钱。我给你十天时间，让你打着滚想，如果你能想出我卖的奇货是什么，我趴在地上学狗叫给你听。”
“告诉你吧，表哥，我卖谣言！对，卖谣言。价钱因人而异。我卖的谣言都是正能量满满！上个月，你那位表侄，也就是我们的高书记，就买了我一条，看在与他沾亲带故又是多年的父母官分上，只收了他三千块。”
“想知道是条什么谣言吗？好，告诉你：他老婆收了为乡政府建围墙的包工头三万块好处费，被他一顿暴打，打得他老婆下跪磕头求饶！后来他老婆瘸着腿去给包工头退了钱。”
“表哥，我卖给你两条谣言吧。这两条谣言一字千金，但咱是要紧的亲戚，又是青梅竹马的同学，所以只收成本价，每条两万。你听一下，值不值。”
“第一条：某年某月某日，有关部门领导与你谈话，让你担任一个副部级领导职务，你说你当不了，原因是当了领导就要开会，而一开会你就打瞌睡。”
“第二条：俺大舅临终前跟你商量，说希望能够不火化，直接装棺材成殓入土。俺大舅说，火化本来是为了节约土地，但现在流于形式，火化回来依然要装棺入殓，依然要开穴堆坟头，一点儿不少占地，而且还多出了火化费与骨灰匣的费用。俺大舅讲得很有道理。但你说：不行，坚决不行，既然大家都火化，你也必须火化！咱不能带这个头！俺大舅一口气没上来，就这样走了。所以，俺大舅是被你活活气死的。”
“怎么样？这两条谣言好不好？一条两万，两条四万，贱卖给你了。你把钱打到我手机上，我明天就在公众号上给发出来。‘红唇’发第一条，‘绿嘴’发第二条。”
我写了一条微信：表妹，我也卖你两条谣言吧。第一条：有人说你在学大寨工作队当队员时，到公社卫生院做过两次人工流产。第二条：谷文雨为了达到和你结婚的目的，写了一封信寄到县委，揭发你打骂侮辱李圣洁老师，导致李老师跳井自杀。这封信，毁了你的锦绣前程，改变了你的命运……
我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把这条微信删去，只简单地回了她五个字：谢谢，我不买。
(本章完)